2006年11月１８日至19日，中国国际贸易学会２００６年学术年会暨“中国外经贸发展与改革”联合征文颁奖会在广西大学召开。

本届年会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和广西大学联合举办，有政界和学术研究部门专家学者200多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在新形势下，外经贸发展战略的选择”。

商务部廖晓淇副部长发来致辞，对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外经贸发展与改革”联合征文颁奖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

他说，2006年学术年会的召开适逢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庆祝成立25周年。25年前,学会的成立标志我国第一个国际贸易学术团体的诞生。正如薄熙来部长在贺信中指出的,“25年来,学会秉承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优势,就商务领域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在此,我谨对学会成立25周年及其工作取得的成绩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此同时,也希望学会继续努力,创新思维,积极开拓各项工作,在商务研究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取得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商务事业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20多年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有利地促进了商务工作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当今,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外需对国民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增强。要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继续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外商投资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保持对外经济贸易一个可持续发展规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在今后五年中,我们要全面地实现“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商务发展目标,任务是繁重和艰巨的。我们必须把握好世界经贸发展趋势和国民经济发展大局,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客观分析,以提高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本届年会以“在新形势下,外经贸发展战略的选择”为主题。这是一个大家极为关注的问题。我相信，各界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围绕这个主题开展讨论,交流意见,相信对于认清发展形势,明确发展思路,促进我国商务事业的发展会有重要的意义。

学术年会是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不同观点畅所欲言,以体现广纳群言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我真诚地祝愿学术年会越办越好,成为专家学者研究交流的平台,向政府建言献策的渠道。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施用海致开幕词。他说，25年来,学会遵循创立时期的办会宗旨,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和政、企、学相结合的优势,广泛团结国际经贸领域的专家学者,密切结合外经贸发展和改革的中心任务,开展有益的学术研究,探讨外经贸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解的政策建议和研究成果。

组织学术讨论和交流,是学会的重要活动。每年一届的学术年会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它不仅已成为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而且也是学者和政界进行沟通的渠道。

参加本届年会的专家学者来自商务界、教育界、科研界和企业界,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学术造诣深。在今年“外经贸发展与改革”的征文活动中,专家学者对我国外经贸发展战略,提出了许多卓有见解的政策建议,对实际工作颇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我衷心希望与会的各位朋友,在年会上继续进行深入地探讨,交流彼此的研究成果和见解,以使学术年会达到“探讨前沿,问计群贤”的目的。

施会长最后说，本届学术年会能在美丽的邕城召开,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与会代表这次来到南宁,亲自体验了广西的经济建设成果,将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和熟悉广西,从而也会更加密切日后彼此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广西大学韦化副校长致辞中表示，国际贸易、尤其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是广西大学科研教学的重点发展领域。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广西大学对国际贸易的研究愈益发展。希望借助这次国际贸易学术年会在广西大学的召开，通过与来自商务部有关司局、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各界的专家学者开展学习交流，来推动广西大学对新形势下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研究。希望代表们对广西大学的学科建设多提宝贵建议。相信在各界朋友的关心下，广西大学一定能办好具有特色的国际贸易学科。

广西商务厅副厅长李志勇也在开幕式上致辞祝贺，并介绍了近年来广西外经贸的发展情况。

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宝荣宣布了2006年“中国外经贸发展与改革”联合征文获奖者名单，并颁发了证书和纪念品。

开幕式后，有6位主题演讲者做了专题演讲，其主要观点简述如后。

一、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名誉会长沈觉人在演讲中指出，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有国内外因素，最基本的就是我国实行了开放政策。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外经贸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有关外经贸的热议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我国外贸出口是否太多了，是否要压缩下来；2，关于加工贸易问题；3，利用外资问题。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话题，现在提出了经济安全问题，产业垄断问题等等；4，技术的自主创新、引进、吸收、发展问题。现在有人指责我们只重视引进资金，不重视引进技术和管理；5，我国外汇储备是否多了。

他指出，这类问题都涉及到开放和改革政策，涉及到对这项政策成果的看法，有许多工作需要改进，但决不能动摇开放和改革政策。今后的发展要注重如下原则：

１，坚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政策。要在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才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加快发展，壮大实力。

２，有步骤地积极改进进出口工作，转变增长方式，调整和优化出口结构，以质取胜。这种调整是需要时间的，并与国内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紧密相连的。

３，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这是我国进入新阶段的客观需要。完善对外投资的服务体系，加大信贷、保险、外汇的支持力度。

４，在发展和改革开放中，解决利用外资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加工贸易的矛盾，不赞成以消极的办法来压缩加工贸易。应继续实行积极引进外资政策。现在对跨国公司并购中国国有企业争论很大。跨国并购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普遍现象，外国企业可以并购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也可以并购外国的企业。当然，对外国企业的并购，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和外资垄断问题。可以用立法的办法防止垄断，明确准入政策，加强管理，规范并购行为，防止恶意并购，但不能禁止并购，一概指责并购者。关键在于自己要掌握恰当，加强自主选择。

５，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和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进程。加强和改善多边贸易体制是实现贸易公平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途径。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影响，应当这样看，它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促进公平贸易的努力。

６，如何谋求外贸进出口平衡，有两种建议：一种是减少出口求平衡，一种是扩大进口求平衡。我赞成用增加进口而不是压缩出口的方式来解决外贸收支平衡，以便保持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

二、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王子先副主任就我国外贸顺差问题作了演讲。他说，现在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实行了出口导向战略，要将解决过大的贸易顺差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问题，这其中有很多片面的认识。

通过与国外的比较与我国历史上的比较，说明我国外贸顺差不是过大。90年代以前是持续的逆差，90年代以后是持续的顺差。外部原因是国际产业大量转移，内部原因是国内经济中许多商品供大于求，出口压力很大。即使是2005年顺差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我国的贸易总额也只是7.2%。外汇储备如此之大，还有一个原因是热钱流入，大量热钱通过贸易流入。所以实际上的贸易顺差并不大。

他认为，外贸顺差不是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是宏观调控的首要问题。当前，我国外贸顺差的积极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因为这不是政府行为的结果，是企业争取到的。保持顺差对我国产业发展、增加就业作用很大。外汇占款也不是大问题。外贸顺差也不是引起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过分炒作外汇顺差，不利于协调与外国的经贸关系。

在宏观调控中，主要是防止过于严重的贸易失衡。外贸顺差是次要的问题，且不宜靠简单地限制出口来求平衡。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问题。用不正确的政策手段来解决平衡问题可能适得其反。贸易不平衡不能从单纯贸易措施、汇率措施来解决，这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我们需要采取稳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抑制热钱流入，改进外汇管理，解决外汇供求失衡，控制向外借款，企业到境外上市和扩大进口等综合治理措施。靠调整出口退税和利用外资等，对解决外贸顺差不起直接作用。

由于国际经济的调整，明年可能出现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对国内产业的影响严重。我们要有这样的预见，早作准备，应对意外。

三、商务部国际关系司俞建华司长在《应对加入WTO后过渡期》的演讲中提出，要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对外开放。他谈了三个方面情况：

（一）入世之初，有人担忧与狼共舞的冲击，事实上“狼”没有来。一是我国关税大幅度下降，但海关税收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二是汽车工业在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都降低的情况下，仍然在发展。汽车工业的利润，从2001年到2005年增长了41%。汽车进口还不到４万辆，进口量的比重还有下降。产量、销量、利润上升的同时，出口量显著增加。三是我们对金融业的开放是有保护性限制的。当前，外资银行总资产只占我国银行总资产的1.9%，影响不会很大。我国银行自身在发展，结构在优化，资本充足率的比重上升，不良贷款比例下降。在保险业领域，外资企业占比重很小，中资公司占统治地位。四是中国农业的竞争力原本较弱。入世后从2001年到2005年，农业产值年均增长12.7%，粮食产量增加3200万吨，年均增加２.７%。农产品进口配额利用率都没有用完。国内农产品价格也没有走低，稳中有升。农民的收入年均增长８%。农产品出口也有增加，成为世界出口第五大国，出口增长年均４%。五是国家的经济安全没有受到威胁。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顺差；国际竞争力没有减弱；粮食安全有保障；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没有因为开放而受到安全威胁；能源安全，它游离于WTO之外，不属于这个话题。

（二）进入后过渡期的标志是：关税基本降到终点，我国关税总水平降低了35.3%。非关税措施（指数量限制）完全取消。敏感产品的配额量降低。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基本兑现，开放承诺的部门接近发达国家，46个部门完全开放，没有时间地域和业务的限制。2007年兑现开放的部门将如期实施。外贸经营权提前半年放开，审批制改成登记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基本清理完毕，并按照WTO规则分类处理。

在这个时期，我们遇到的挑战和问题还是很多的。5年过去了，“狼”没有来，可能产生麻痹思想。后过渡期遇到的问题如应对不好，可能有不利局面。我国要从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迈向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要承担新的多边与双边的国际义务，还有为自己发展需要的自主开放。在这种形势下提出后过渡期的概念是意味深长的。

（三）如何应对后过渡期？我们还拥有的手段，一是关税，虽然平均关税低，但重点产品关税仍较高，出口关税在调整；二是支持手段，增加对农业的补贴；三是大宗产品还实行国营贸易；四是部分产品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五是配额的使用；六是健全反倾销、反补贴等公平贸易措施。对服务贸易一批行业的开放有保护措施，如股权限制，业务、资产量限制。

四、商务部服务贸易司胡景岩司长在其《利用外资的战略选择》的演讲中提出如下观点：

（一）我国利用外资，并不单纯是利用资金。外商投资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产值、出口、税收等方面都占有相当比重。中国保持相当高的增长速度，这与我们引进的6600亿美元外商投资有密切关系。外商投资多了，本国的投资并不因此降低。内资也在发展，蛋糕在增大。

（二）外资进入是在我国政府的严格管理、包括审批之下进行的，没有理由说外资是在普遍恶意并购中国的企业，形成了行业垄断。判断哪些行业被垄断，不能随意用某一现象。一些行业是中国没有的，外资进入就不能说它造成垄断。

（三）实施“市场换技术”是成功的。外资把技术带进来是实实在在的，只不过是在它自己的企业中。当代世界的现实是，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成开放的经济体，国内市场的竞争是国际竞争的一部分。如果外商不推出新的技术产品，它的买卖就不行。我们引进的技术中，将近一半是来自外商投资。即使不在我们的手中，但通过合作、配套都能起到技术转移的作用。

（四）服务贸易越来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这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产物。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国际投资一半以上是投向服务业。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起步晚、发展快，在全球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出口上升到第八位，进口排第七位。但服务贸易的增速仍低于货物贸易的增速，并不处于领先地位。在我国的服务贸易增长中，最大宗的是运输、旅游，而国际上增长最大的是银行、许可贸易。我国服务贸易整体上管理还很落后，分散在各个部门中管理。服务贸易出口很少，一系列行业都是逆差。当前中国面临国际服务贸易转移的机遇。服务贸易进口还有余地。

五、广西大学商学院李欣广教授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经济互动与产业对接》为题作了演讲，他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局限与追求后指出，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可造成的动态效果，这是由于竞争的加强，经济的规模化，投资的增大以及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产生的，包括生产国际化效应、规模经济效应、投资刺激效应、制度预期效应等。

他认为，中国在该自贸区建设中做出的让步，将使贸易创造效应对我国的负作用进一步增强，因此需要有弥补让步代价的新思路，需要加强经济互动和产业对接。

对此，李欣广教授提出，为使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顺利推进，我们更应关注区域经济一体化造成的动态效果。要有一个超越国际上已有的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的努力方向，这就是加强经济互动。这个动态效应就是促进的国际分工直接带来的产业发展效应。追求动态效应方面的努力，称为“经贸对接”，就是根据互动对象与本身的市场和资源的客观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贸易与投资行动。经贸对接的主体是产业对接。贸易方面的产业对接，就要面对互动伙伴国家的经济变化积极调整本地的产业结构。根据优势培育的不同，可将调整分为竞争型调整与创造性调整。投资方面的产业对接有四种类型：1,由双方需求与能力相吻合的经济互动引起的产业对接;2,通过产业合作，即用某种互利方式来为双方的产业共同扩大市场、分享市场;3,发展产业内分工;4,根据经济或产业发展阶段的衔接性与双方在产业、技术转移上的渠道通畅，形成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

（六）广西大学商学院教授，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唐文琳以《东亚货币合作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作了演讲。他分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理论基础、合作的现状和困境，提出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总体思路，提出中日驱动和采取三步走的战略（即分别有短期、中期、远期目标）以及具体路径选择。

唐教授还提出了中国的战略安排，包括制定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总体规划，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率先推动次区域货币合作，认真筹划中华货币一体化和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除专题演讲之外，大会还安排了部分参会代表的自由发言，他们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研究员章昌裕（《世界都市圈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对外经贸大学贾怀勤教授（《新属权贸易统计—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贸易统计的必然选择》）、广西大学商学院陆善勇教授（《基于综合优势原则的我国外经贸发展新战略》）、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全毅（《标准化战略与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克鉴（《应当重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教学的影响》）、上海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所长教授高耀松（《生产者服务业：吸引外资问题研究》）、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商务中心陈岩（《国际贸易中信用证的运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金柏松研究员（《中日经济博弈的实战与案例分析》）、天津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关白教授（《天津滨海新区开放战略的选择》）、浙江理工大学教授胡丹婷（《美国纺织品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安徽财经大学赵有广教授（《中国：货物贸易大国与文化贸易小国》）。福建国际贸易学会副秘书长陈志贤高级培训师和中国商务出版社副总编、《国际贸易》杂志社社长兼主编钱建初也在会上做了发言。

在闭幕式上，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宝荣和广西大学副校长张协奎教授致闭幕词。

张协奎副校长代表广西大学，对本届学术年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地祝贺。他说，各位代表抱着学习、借鉴和交流的目的而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从会议中得到的感受颇深、启迪颇丰、收益颇大。

他指出，我们的学术生命在于不断推进理论联系实际、不断面向实践和面对前沿、不断在吸取新思想基础上进行创新。世界的变化很快，国际交往的新方式层出不穷，国际规则越来越复杂，科技实力与商业智慧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的认识跟不上，正确的理论指导不及时，我们就不能在这个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时代长河中争得上游。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提高理论水平，面临外贸新形势进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选择，在国际经贸工作中不断兴利除弊、取长补短，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